袁劍：當今中國雖然在表面上呈現出了極其複雜的形態，具有難以概括的特點，但只要仔細追尋當代中國尤其是改革以來的歷史，我們就能夠很容易體認，無論是中國的分配模式還是與此高度相關的階層模式和經濟增長模式，其實都內生於中國具有強大箝制力量的改革模式。這個以官僚階級利益最大化為核心的改革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條件就是，政治權力本身的高度壟斷，以及政治權力對經濟、文化等社會總體性資源的無監督的強有力控制。這一點，歷經25年改革未曾稍變。
換句話說，在對中國官僚體系——這個世界上歷史最悠久，具有“無與倫比生命力”的政治體系，的監督和約束方面，我們還停留在25 年之前，甚至更為遙遠的過去。 25 年來，這個古老的政治體係因緣際會，創造了讓幾代中國人都非常陌生的社會、經濟景觀。之所以陌生，是因為我們很難判斷，我們今天對中國物質生活變化的感受，與洋務運動、一戰以及其他類似歷史時期的中國人是否一致。
然而，正如我們在上面已經揭示而且在後面章節中要更加詳盡揭示的那樣，一直蟄伏在中國改革中的政治幽靈，完全有可能反過來吞噬我們已經得到的一切，將我們再次拋入歷史黑暗的輪迴之中。無論這個輪迴被賦予多麼炫目的現代色彩，但在精神上它仍然是歷史的一次簡單而粗痞的重複。這種危險，由於中國文化轉型在90 年代之後又一次悲劇性中斷而變得愈加可能。從任何角度講，文化轉型都是引導、維持、最後鞏固社會轉型最重要的基礎架構。恰恰在這一點上，我們在25 年的改革中失去了最多的時間。與那些在短期內能夠發生深刻變化的經濟體系、社會時尚相比，中國社會在後改革時期所出現的某種日趨固定化的精神指向，已經成為中國未來最致命的隱患。如果文化被鎖定在一條歧路上，那麼，中國人回頭重來的時間就可能極其漫長。
在某種意義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後，中國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墮入了某種“初人”狀態。他們已經失去了對任何規則、制度、倫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對實力或者暴力的恐懼和崇拜。他們以最市儈的機會主義對待一切事務，一旦得逞，便飛快的貼現。他們不相信明天，蔑視人類一切美好情感和文明準則，以為那不過是他人獲取利益而偽裝出來的假惺惺的道具，但只要需要，他們就立即可以變為某種主義的信徒。他們只服從暴力的權威，在暴力圈定的邊界之外，他們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從，文化的指引、倫理的約束。簡言之，他們是一群狡猾但完全喪失了自組織能力的原子化個人。
中國人的這種文化選擇是無奈的，因為僅在咫尺的，就是中國官僚體系在改革中不斷“成功”的示範。在完全失去了對中國官僚體系的約束能力之後，中國人只能爭先恐後的加入這種“市儈”比賽，以免在殘酷的“物競天擇”中被淘汰出局。
這其實就是我們在近十年的改革實踐中所看到的文化事實。中國商界很知名的地產大腕王石先生，在2003 年9 月的中國企業家論壇上曾經放言說，自己從來沒有行過賄，但在場的幾乎沒有任何人相信。我想，如果不是這個論壇規格較高，回報王石的可能就不是質疑，而是一陣狡猾的譏笑了。對此窘迫，王石先生感嘆說，“這個社會的誠信危機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不過，司空見慣的行賄或者誠信危機顯然已經不是中國文化毀滅最極端的例證了。毫無疑問，建立在這個文化基礎上的中國改革及其“市場經濟”成果，不僅是畸形的，“壞”的，而且隨時有塌陷的危險。
— 湖南作家袁劍《中國：奇蹟的黃昏》 (P.108~110) 2008年
